肖亚洲身上有两个身份，两个身份之间相距700公里。
平时，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，他骑着自行车赶去上课，附近是“宇宙中心”五道口林立的高楼。到了周六，他就成了黄土地上的“农家子弟”，挥着长鞭驱赶羊群的羊倌，矮到泥土里的土黄窑洞是眼中仅有的“建筑”。
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的一年半里，他在两种身份之间不停切换。利用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假期，扎进晋西吕梁山区石楼县调研。为了拉近和农民的距离，这个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和他们一起劳作，下午三四点下地挖大葱，晚上捆扎，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装车，到了7点半准时在县城集市开卖。
大三暑假，他身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在为毕业去向纠结和迷茫，但肖亚洲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书《厚土——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》。
他的调查纪实得到了国务院参事施祖麟、“三农”问题专家李昌平等人的推荐。拿到初稿时，施祖麟教授时常出差，就把稿子带在手边翻看。如今，这本被翻得略显老旧的白色初稿册子，一直收藏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在他看来，能够这么深入到农户，把各家故事如此详细和直白展现出来的书很少。吕梁市新闻办的一位官员也觉得，书里反映的农村现实问题，与她多年观察掌握的诸多情况“是一致的”。因为当地干部都很希望看到这本书，肖亚洲寄过去了30多本，这位官员说还不够。
从北京到吕梁山区，要先坐3小时高铁，再坐4小时的大巴车，走高速，上国道，再转省道到达石楼。这条路，肖亚洲说自己“闭着眼睛都能走”。
起初，就连县城里最好的宾馆他都住不惯。因为水土不服，几天下来他瘦了一圈。有时到村里遇到雨雪或是时间太晚不便回县城，村民会把最干净的窑洞收拾出来给他休息。但他第一次住进窑洞时，半宿没睡着。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，怎么都没法适应拱形的“天花板”。
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，一颠簸就是三五天，寒暑假则要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待至少半个月，肖亚洲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如何克服了晕车。尽管从6岁起，他就跟着父母从湖北农村到北京生活，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“城里人”。出生在农村的他，几乎所有直系亲属都是农民，“只有农村的土地让我感到亲切”。
在高三学习最紧张的时候，他看了几页《平凡的世界》就再也停不下来，抱着手机看得痴迷，连着几天午休不睡觉，晚自习后不写作业。一年里，与湖北老家截然不同的黄土高原景象，他在脑海中想象了无数次。高考后的暑假，他专程跑到山西，参观了路遥纪念馆。
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。目之所及土黄苍凉的景色给了他强烈的冲击，大地沟沟坎坎，像被刀劈过一般。附近的庄稼地星星点点地种着谷稞和玉米，这还是农民一点点“抠”出来的。大片的如球场，小块的只有炕席大小，人们不放过任何能种植的地方。
而在他的老家，人们拥有肥沃土地，夏天收麦子，秋天收水稻，即使是最寒冷的冬天，也能捕鱼虾，挖莲藕。他一直知道城市与农村的鸿沟，“我从没想过，农村与农村之间也会有这么大的差距。”
大一暑假，学院要求做社会实践，很多同学都选择到珠三角，或是香港、台湾调研，创业创新是热门话题。肖亚洲想也没想就拉着同学回到了老家农村，调查农机合作社流转土地问题。在他的老家，村子面临着“空心化”的问题，年轻人进城后往往就不再回来。旁人都是想方设法摆脱农民的身份，只有他，进了城却不断想要回来。
一周的时间，“连浮光掠影、走马观花都算不上”，很多事情肖亚洲都记不清了，唯有酒桌上，农机社理事长大醉后的一番话让他记忆犹新，“希望你住一段时间，体验一下，才能把问题搞透。”他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大调研。
肖亚洲一直念念不忘那个“平凡的世界”。他想知道，改革开放这些年，时代大潮涌动下的一个个小村子都发展成了什么样子，昔日的“高加林”“孙少安”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。“农民是最朴实的一群人，无论时代怎样发展，都不应该抛下他们。”
高中时肖亚洲就常写农民问题的时事评论，有200多篇发表在了网站、报刊上。他甚至有着农民般勤奋和规律的生活，有一阵儿几乎一天一篇评论，每天中午看新闻找选题，下午边上课边打腹稿，晚自习后赶紧下笔，然后投稿。在散漫、熬夜成风的大学校园里，他都保持着每天11点睡觉，早上7点起床的作息，室友觉得“简直可怕”。
进入大学，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，他却不再写时评，因为不满足通过看电视、报纸和上网得到二手信息。“坐而论道，袖手议论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只会让人离农村的现实越来越远”。
到晋西北的农村，他起初只是想去看看，写点东西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出书。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“三无学生”——没有成绩，没有社工，没有妹子。“有这么多空闲时间，总得做点什么吧”。
在石楼摸情况时，刚进第一户肖亚洲就被难懂的方言难倒。尽管请了“翻译”，但因为总是不能及时接上话，他一着急就请求灰头土脸的农民说普通话。还有一次，他把一个农民说自己儿子“过世事”（意思是过日子）听成了“过世时”，他至今记得那场面，尴尬极了。
在石楼一河之隔的陕西清涧县做调研时，背着相机的他正在和农民聊天，突然就被路过的村支书打断。掏出了身份证和学生证，解释再三，他还是被心存戒心的村支书命令坐上后座，一直跑了七八公里，扔在了省道边的载客点，“被‘柔性’地押解出境”。
去调研前，肖亚洲专门找来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开材料了解农村的故事，但第一个村子的见闻就刷新了他的认知。在沙窑村，他发现那里的玉米叶子都打卷了，村民却毫无办法。附近的平地上，他找到了当地政府力图解决缺水问题的“一村一井”设施，每口井财政补助40万元。
工程碑牌上记录了这个2012年7月竣工的工程，“井深180米，每小时水量150吨，可发展水浇地250亩”。但村民抱怨，“就是一口废井，建成3年多了，没有抽过一次水、浇过一次地。”他接连去了四五个村子，工程或是刚竣工，或是缺设备，没有一个用上了井水。从村子返回县里时，平常总会讨论问题的肖亚洲和他在当地请的向导一路无言。
也有村子打算用易地搬迁的办法解决包括吃水在内的一系列问题。石楼县的506个自然村中，有374个不通公路。1986年以来3次评定国家级贫困县，石楼都没能甩掉贫困的帽子。用肖亚洲的话说，这里的祖祖辈辈是“接力与命运抗争”。但是故土难离，很多人不肯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。好不容易过了心理关，却有不少人为了搬迁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仍然住不进安置房。
有的人搬迁后没了生计，每天骑着摩托车跑上几里地回去种地。还有村民住到新屋不到3年，后方的山体突然倒塌，“没刮风也没下雨”，36岁的姨婆和18岁的女儿抢救无效身亡。甚至有人亲眼目睹了新屋修建过程中的偷工减料，尽管国家补贴2.5万元，自己只需出两万元就能住进去，但他们说什么也不搬，因为“夜里睡觉都不踏实，害怕被土埋了”。
走完这一圈，肖亚洲才意识到，自己来之前读过的那么多学术专著，尽管专业性很强，但对复杂现实的解释力相当有限，“直到把自己真正放到农民的位置，我才能感同身受”。
从石楼县回来后，每次和人说起黄土地上的见闻，他总会提起留村沁园春小学的校长郑方平。这位校长为了把住得远的老师留在学校任教，瞒着家人把给儿子结婚的两万元拿出来，买了6辆摩托车。“这让我觉得这个村子是有希望的。”他甚至和父母说好，如果没有保上研究生，毕业后就到黄土地待一年，给这里的小学代课，亲身参与和记录他们的生活。
对他的决定，室友一点也不惊讶，觉得“这就是他会做的事”。大一的第一节政治课上，肖亚洲就因为和老师意见不同，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了起来，这让室友“刮目相看”。碰到老师“不讲道理”，他还会变着法子反问。
因为高中时他的时事评论文章就曾经结集出版，肖亚洲一直被媒体关注。《厚土》出版后，很多媒体来找他，但他并不喜欢被宣传和吹捧，而是更怀念和农民们一起生活的感觉。很多人拿他的90后身份做文章，也让他感到厌烦。
《厚土》出版两个月，首印5000册就已经卖出了近4000册。有人问肖亚洲，这本书写出来了，还能为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做什么。他想了很久，也没能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。“我的书展示了这么多现象，但没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。”唯一的安慰，应该是不久前一个河北省的企业家在看到书后，专程前往乔子头村考察，达成了在村子投资1000万元，实施杂粮种植和精深加工项目的意向。
2016年年初是他最后一次去石楼县，一直到腊月廿六他才启程回家。那天是立春，他在当地的向导虽然病着，仍然特意赶来送他，手里还拎着几个村的村民为他挑的大红枣和家里自种的小米。
刚去调研时，村民当他是客。熟悉后，肖亚洲要跟农民算家庭收入，银行存折他们都会掏出来给他看。现在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黄土地上的一分子，石楼是自己的第二故乡。每到丰收季节，他都会收到村民寄来的农产品。有的村民家里儿子娶媳妇，后辈考上高中和大学，或是家里箍新窑了，都会忍不住给他打电话报个喜讯。
肖亚洲到晋西调研前，曾经在陕西做过田野调查的师兄发来一条简短的微信：“眼皮贴近地皮，才能看见草根。”现在，肖亚洲觉得自己已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棵草根了。（实习生 王嘉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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